钱学森 编辑词条 发表评论(0)

钱学森(1911.12—2009.10），男，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钱学森同志是人类航天科技的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是航空领域的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的第三代挚旗人，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是二十世纪应用数学和应用力学领域的领袖人物——堪称二十世纪应用科学领域最为杰出的科学家，他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和其恩师冯·卡门并驾齐驱的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并以《工程控制论》的出版为标志在学术成就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科学巨匠冯·卡门，成为二十世纪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群星中，极少数的巨星之一；钱学森同志也是为新中国的成长做出无可估量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团体中，影响最大、功勋最为卓著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新中国爱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是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博士学位，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11年12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9年至1934年在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1934年6月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录取后在杭州笕桥飞机场实习。2009
在钱学森3岁时，有非凡的记忆力，此时已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相传钱家生了个“神童”。


5岁时，他已可读懂《水浒》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钱均夫经常给儿子讲“学习知识，贡献社会”的道理。这八个字完成了钱均夫的家训，深深地印在了钱学森幼小的心灵里。


在小学低年级时期，男孩子最喜欢玩用废纸折的飞镖。每次比试，总是钱学森扔得最远，投得最准。同学们不服气，捡起他折的飞镖仔细研究，原来他折叠的飞镖有棱有角，特别规正，所以投起来空气阻力很小；投扔时又会利用风向风力，难怪每回都数他投得最远最准呢！小小年纪的钱学森居然颖悟了某些空气动力学的常识，这不仅使同学们，而且使老师也惊叹不已。20多年后，钱学森果然成了国际知名的力学和空气动力学家，这是不是可以从他童年时代玩飞镖的悟性上看出点端倪呢？从这个意义上说，钱学森从小便显露出了良好的禀赋与非凡的天资。


1923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北京师范大学。钱学森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毕业。9月他升入北京师范附属中学，20年代的北师大附中学习环境特别好，真是一块得天独厚的“培养天才的泥土”。这里有很好的校风，很好的学风；有一种民主的、开拓的、自学的、创造的空气；有一支水平非凡的师资队伍。教师，特别是高中教师很多都是师大的教授。


钱学森回忆：“当时在旧中国和旧北京那样一种动荡艰难的年代，办学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当时的校长——那时我们称他为主任——林砺儒先生，确实把师大附中办成了第一流的学校。这真是了不起！很不简单！所以，我至今仍非常怀念。”“我至今仍十分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我在那里受到的良好教育，是我终生难忘的。”“

1935年至1939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获硕士学位。

1936年至1939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系学习，获博士学位。
1939年至1943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
1940年至1945年为四川成都航空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1943年至194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助理教授。
1945年至1946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
1946年至1949年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副教授、空气动力学教授。

1949年至1955年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1955年回国。
1955年至1964年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
195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至1970年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1970年至1982年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还历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力学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长，中科院主席团执行主任、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1986年至1991年5月任中国科协第三届全委会主席。
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
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4年6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10月获“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 。
北京时间2009年10月31日上午11时，中国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著有《工程控制论》、《论系统工程》、《星际航行概论》等。

钱学森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

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钱学森的著作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等。

钱学森的祖父是钱镠的第三十二代子孙，和清末大商人胡雪岩同代，也是在杭州经商，以贩卖丝绸为业，手腕、魄力不及胡氏，但家境还算宽裕。

父亲钱均夫（1880年—1969年），早年就读杭州求是书院，毕业后留学东洋，研修教育，归国后，在上海成立“劝学堂”，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1911年，也就是钱学森诞生的那一年，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母亲章兰娟（188？—1935年），为杭城富商之女，幼承教育，记忆力和计算能力超群，具有数学天资。如斯女杰，在清末可谓凤毛麟角。

钱学森长期担任中国火箭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对航天技术、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做出了巨大的和开拓性的贡献。钱学森共发表专著7部，论文300余篇。

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的空气动力学方面和固体力学方面都做过开拓性的工作。与冯·卡门合作进行的可压缩边界层的研究，揭示了这一领域的一些温度变化情况，创立了卡门——钱学森方法。与郭永怀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

从40年代到60年代初期，钱学森在火箭与航天领域提出了若干重要的概念：在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JATO），使飞机跑道距离缩短；在1949年提出了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在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理论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

工程控制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把设计稳定与制导系统这类工程技术实践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钱学森本人就是这类研究工作的先驱者。

钱学森在1946年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的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的新领域。1961年他编著的《物理力学讲义》正式出版。现在这门科学的带头人是苟清泉教授，1984年钱学森向苟清泉建议，把物理力学扩展到原子分子设计的工程技术上。

钱学森不仅将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并且在80年代初期提出国民经济建设总体设计部的概念，还坚持致力于将航天系统工程概念推广应用到整个国家和国民经济建设，并从社会形态和开放复杂巨系统的高度，论述了社会系统。任何一个社会的社会形态都有三个侧面：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钱学森从而提出把社会系统划分为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和社会意识系统三个组成部分。相应于三种社会形态应有三种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建设(经济形态)、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形态)和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应是这三种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从实践角度来看，保证这三种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就是社会系统工程。从改革和开放的现实来看，不仅需要经济系统工程，更需要社会系统工程。

钱学森对系统科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发展了系统学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 　

人工智能已成为国际上的一大热门，但学术思想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学森站在科技发展的前沿，提出创建思维科学(noeticscience)这一科学技术部门，把30年代中国哲学界曾议论过，有所争论，但在当时条件下没法讲清楚的主张，科学地概括成为思维科学。比较突出的贡献为：

1、钱学森在80年代初提出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认为思维科学是处理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推动思维科学研究的是计算机技术革命的需要。

2、钱学森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以自己亲身参予应用力学发展的深刻体会，指明研究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应以应用力学为借鉴，走理论联系实际，实际要理论指导的道路。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就是思维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思维学。研究思维学的途径是从哲学的成果中去寻找，思维学实际上是从哲学中演化出来的。他还认为形象思维学的建立是当前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也是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核心问题。

3、钱学森把系统科学方法应用到思维科学的研究中，提出思维的系统观，即首先以逻辑单元思维过程为微观基础，逐步构筑单一思维类型的一阶思维系统，也就是构筑抽象思维、形象(直感)思维、社会思维以及特异思维(灵感思维)等；其次是解决二阶思维开放大系统的课题；最后是决策咨询高阶思维开放巨系统。

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

钱学森提出用“人体功能态”理论来描述人体这一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在钱学森指导下，北京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1984年开始对人体功能态进行研究，他们利用多维数据分析的方法，把对人体所测得的多项生理指标变量，综合成可以代表人体整个系统的变化点，以及它在各变量组成的多维相空间中的位置，运动到相对稳定，即目标点、目标环的位置。他们发现了人体的醒觉、睡眠、警觉和气功等功能态的各自的目标点和目标环。这样，就把系统科学的理论在人体系统上体现出来了，开始使人体科学研究有了客观指标和科学理论。

钱学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最高概括，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科学的社会科学）的最高概括，钱学森将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归纳为十个紧密相联的科学技术部门。这十大科学技术部门的划分方法，正是钱学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系统论对科学分类方法的又一创新。

大科学家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最近，来自多所名牌大学的消息证实，教育部一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已于近期悄然实施，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的入选高校是国内11所著名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这场“试验”，首先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学科开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一度以“珠峰计划”的代号流传，但并未大张旗鼓地宣扬。一位大学校长告诉本报记者，“珠峰计划”的名字比较高调，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传，不张扬，埋头苦干。 这位校长说，此项计划是高校扩招以后的提高质量之举，可看作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回答。决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辈科学家提过顶尖人才培养不出来的问题。” 据介绍，教育部鼓励11所大学各显神通，没有定式。因此，各大名校的做法并不一样。但是，不约而同地，在2010年高校招生宣传时，它们分别开始向中学生大力介绍这项计划的重要性，以增加对优质生源的吸引力。

钱学森于1935年赴美国留学，经过十年的不懈努力，他成为当时世界一流的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与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屈指可数的杰出人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当时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的狂热运动。因为被怀疑是共产党人，并且拒绝揭发朋友，钱学森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工作的证书。钱学森感到非常气愤，他说:“我宁愿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后来，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借口，向美国方面提出回国申请。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

美国海军部次长听闻钱学森要回国的消息后，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从此，美国政府对钱学森夫妇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

钱学森在美国受到迫害和诬陷的消息很快传回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学界的人士纷纷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也极为关注，新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钱学森。当钱学森要求回国的意愿遭到美国的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那时，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经常派遣间谍到中国搞颠覆破坏活动。仅1954年11月23日，经我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法作出判决的美国间谍就有13人。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扣押的人员，但又怕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因此不愿意与中国政府直接接触。

1950年，钱学森同志开始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

1954年4月，美、英、法、中、苏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的事情，于是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的问题。

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政府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并且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经过周恩来的批准，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经美国代表团成员杜威廉介绍，为了表示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1954年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却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十余次，但美国代表约翰逊仍然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求回国的真实理由为由，不肯答应释放钱学森回国。

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1954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就率先发言。他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1954年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接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1955年10月，经过周恩来总理在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甚至不惜提前释放11名在朝鲜战争中俘获的美军战俘作为交换，钱学森同志终于冲破种种阻力回到了祖国，自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对于钱学森的离去，他的导师、科学家冯·卡门感慨地说道：“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离别时，这位导师充满深情地对钱学森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由于钱学森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回国效力，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曾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周恩来适时启动中美谈判并巧妙地利用外交手段为钱学森回国扫清了障碍，使得钱学森以及后来的一大批留学在外的科学家得以踏上回归的旅途，实现了为国效力的心愿。

两弹一星是对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简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十年科技实力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两弹一星也时常被用来泛指中国近代在科技、军事等领域独立自主、团结协作、创业发展的成果。两弹一星年代中国在导弹、人造卫星、遥感与制控等方面的成就，也为以后中国航天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关于两弹一星不同的解释：
核弹、导弹、人造卫星
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
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

事实上，两弹一星最初指的是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3]；后来随着氢弹、中子弹等的相继诞生，前一“弹”逐渐演变为核武器的合称即核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对外国强权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1956年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的主持下，制订了《1956至195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而毛泽东则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即便当时中国开发上述技术的环境还十分落后和艰苦，但不少科学家从此开始投入这些开发计划。

1962年11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组建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后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即中央专委），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

江泽民在表彰“两弹一星”科技专家大会上的讲话提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邓小平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了替未来的科教兴国政策铺路，确定未来政策主轴，中国于1999年成立50周年时，由中共中央、 国务院及中央军委制作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予或追授给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等23位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上述获奖的23位中国科学家均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

主要著作有《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 《星际航行概论》 、《论系统工程》、《关于思维科学》、《论地理科学》、《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创建系统学》、《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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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遗憾：钱学森大师没得诺贝尔奖

科学泰斗钱学森大师，在科学上的贡献是世界级的，更是世界一流水平的，他开创的火箭理论和工程控制论完全具备获得诺贝尔奖的资格。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把诺贝尔奖颁发给钱大师是瑞典的遗憾 。

钱学森大师不仅仅是中国的火箭和航天之父而且是美国的火箭研发小组成员，是为美国火箭研发建立了理论基础的人。他提出的火箭理论对于美国火箭的成功发射，进而推动美国航天事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火箭理论甚至被当时的敌对国家德国的火箭研制小组所利用。 钱大师在火箭理论领域的研究的是原创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在五六十年代美、苏争霸太空时期，就这一理论本身来说，包括航天飞机的构想，为美国最终领先苏联提前登月是功不可没的；这一理论当然也为人类探索外太空作出了杰出贡献。不知道是因为钱学森的研究属于美国军方机密呢？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钱大师这一具有诺贝尔奖级别的科学贡献，却被瑞典皇家科学院忽视了、忽略了，实在是让人叹息。

钱学森大师在被美方软禁其间，创作出了《工程控制论》的专著，开辟了世界控制论的新领域，使得维纳的《控制论》从不被认知的被人指责为伪科学的东西，成为一门严谨的新学科，钱学森的功莫大焉，其对《控制论》的原创和开辟新学科的突出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十分难能可贵、令人钦佩的是，他在美国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在资料被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居然在被美方监视居住期间，几乎凭对资料的记忆创作出了《工程控制论》；以至于他的老师读完他的书后告诉钱大师：“你已经超过了我”。这是老师对钱学森最高的褒奖，此事成为钱大师十分激动的一件大事终身难忘。

钱大师在美国其间在《控制论》上的贡献特别是《工程控制论》上的原创性工作，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赏。毛主席有一次在开会时指着钱学森大师说，你也是一个王呢！控制论之王。毛主席告诉钱学森，我正在看你写的《工程控制论》，我们要用控制论的方法指导国家建设。按说，《工程控制论》这一科学发明，既可以在科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也可以在经济学领域获得诺贝尔奖呢？！晚年，钱学森大师又致力于系统论领域大系统方面的研究，并有专著出版。这些研究都具有开创性、原创性，在世界科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美国曾经要为钱学森颁发国家奖，以奖励他在美国火箭事业和系统论上的杰出贡献，只是由于钱学森要美国先对驱逐他出境作出道歉才接受这个奖励而作罢。系统论、控制论 、信息论是21世纪的前沿学科和基础学科，钱老一个人就涉足了前两个，并且其研究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是控制论总的工程控制论他在美国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个学科在世界上他是开创者，引路人，由此也可以看出，钱学森大师不愧是融汇贯通的科学大家。

在《火箭理论》和《工程控制论》这两个科学领域，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能够给钱大师颁发诺贝尔奖，应该是瑞典的遗憾！类似的遗憾还发生在20世纪伟大的科学家诺贝尔将获得者爱因斯坦身上，爱因斯坦大师虽然获得了诺贝尔奖；可是他做出的二十世纪的物理划时代意义的《相对论》并不是获奖的理由。尽管有许多科学家理解这一理论巨大意义，推荐诺奖评委会给爱因斯坦评奖，可是几次下来都没有成功，最后，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居然是由于“光电效应定律”而获得诺贝尔奖。这表明，瑞典诺贝尔奖在奖项设计上和评奖机制上还是有缺陷的。尽管诺贝尔奖对于促进世界科技发展有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但是有些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和理论研制者没有获奖，这不能不说是瑞典的一个遗憾！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

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10月获“中国航天事业50年最高荣誉奖” 。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钱学森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09年钱学森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

遗憾：
这位科学泰斗，在科学上的贡献是世界级的，更是世界一流水平的，他开创的火箭理论和工程控制论完全具备获得诺贝尔奖的资格，但瑞典皇家科学院没有把诺贝尔奖颁发给钱大师是瑞典的遗憾。美国曾经要为钱学森颁发国家奖，以奖励他在美国火箭事业和系统论上的杰出贡献。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是21世纪的前沿学科和基础学科，钱老一个人就涉足了前两个，并且其研究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他是开创者，引路人，钱学森大师不愧是融汇贯通的科学大家。尽管诺贝尔奖对于促进世界科技发展有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但是有些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和理论研制者没有获奖，这不能不说是瑞典的一个遗憾！

感动中国组委会授予钱学森的颁奖词：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阎肃，对钱学森老人这样评价：大千宇宙 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 冲霄一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寿至期颐 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杜玉波，在推荐钱学森老人的时候这样写：辗转回国，钱学森展现了中国科学家的硬劲；力学、喷气推进、航天技术，钱学森展现了一位科学家在研究上的牛劲；东方红卫星、神舟飞船、嫦娥奔月，钱学森给中国航天事业打了足够的底劲；今天，这位中国航天之父所开拓的事业正阔步向前，冲劲十足！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陈章良，在推荐钱学森老人的时候这样写：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和勤奋的科学态度在航天领域为人类的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淡泊名利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人格本质。

浙江杭州人，1938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1958年起，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

　　
1965年，钱学森正式向国家提出报告和规划，建议把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在实施人造卫星研制计划中钱学森在许多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上贡献了智慧。
　　
钱学森对科学技术的重大贡献是多方面的，他以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计算机、质量控制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组织领导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的研究发展工作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钱家出过众多杰出人才

钱永刚（钱学森的长子，钱永健的堂哥，解放军某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授）说，钱永健的父亲叫钱学榘(jǔ)，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工程师，钱学榘和钱学森同个爷爷，钱学榘三个孩子都是美国的院士。查了宗谱，称钱永健是钱缪第34世孙。

钱缪是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国王。西湖边的钱王祠即为纪念钱缪而建。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代，钱氏家族曾出过众多的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
据了解，北宋时有钱易，17岁取进士，时人称他“有李白才”。宋代有进士钱昆，官至秘书监，善草隶，能诗赋，有文集。明代翰林修撰钱福，弘治中试礼部廷对皆第一。明代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钱士开，万历殿试第一。明末清初诗人钱谦益，万历进士，授编修，曾讲学于东林，有《牧斋集》等传世。乾隆进士钱大昕，于音韵训诂多有创见，长于校勘考订，有《廿二史考异》。康熙四十二年一甲进士钱名世，官翰林院侍讲。清代著名学人还有藏书家钱曾、书法家钱坫、诗人钱鲁斯等。
据介绍，钱均夫是钱缪的第三十二世孙。当代亦有众多政治家和学者出自这个家族，诸如钱其琛、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复、钱穆等。
钱缪的后裔不仅人才辈出，而且遍布世界五大洲。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中国百家姓上排第二

钱氏后裔为何经久不衰？据史书记载，钱缪临终前曾向其子孙留有十条遗嘱，这个遗嘱世代相传，激励着钱氏后人，其内容如下：1.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2.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3.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7.多设养济院，收养无业四民……9.吾家世代居衣锦之城郭，宋高祖之松楸，今日兴隆，化国为家。子孙代莫轻弃吾祖先。10.吾立明后，在子孙绍续家风，以明礼教。
据《十国春秋》记载，武肃王钱缪统一了吴越两浙以后，保境安民，重视农桑，兴修水利，捍筑海塘，开拓海远，发展贸易，其功绩卓著。
当年赵匡胤南征北战，建立北宋时，以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因为吴越富庶强盛未被消灭。面对赵匡胤的强大兵力，吴越国国王钱缪的孙子钱弘，为了保护生产，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作出了痛苦而明智的抉择——取消吴越王位，尊赵氏为帝，由此统一了中国。由北宋编写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由于赵氏为帝，所以将“赵”姓排在第一位；将“钱”姓排为第二，都是因为当年的老百姓拥戴钱氏国王为和平统一中国所做的抉择。

钱氏家训为后辈立下榜样

钱缪自幼熟读《春秋》，兼习武经，17岁阅兵法，文韬武略，才智过人，著述颇丰，他除留有上述遗嘱外，还著有《家训》一书。个人部分：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时不可不谦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家庭部分：欲造优美之家庭，须立良好之规则。内外门窗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教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祖宗虽远，祭祀宜诚；子孙虽愚，诗书须读，娶媳求淑女勿计妆态，嫁女择婿勿慕富贵。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勤俭为本，自必丰享。忠厚传家，乃能长久。

钱缪的家训与遗嘱，为后辈子孙树立了好学上进，报效国家的榜样。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也曾说：“我们钱氏家族代代克勤克俭，对子孙要求极严，或许是受祖先家训的影响吧！

钱学森家庭情况

钱学森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是独生子。父亲钱均夫(1880——1969)名家治，后以字行，祖籍杭州。
钱均夫的父亲在杭州经营丝绸，钱均夫是这位没落丝商的第二子，幼年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1904年考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地理学和历史，以施展其“兴教救国”的抱负。后来，他在日本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认识到不进行民主革命就不可能挽救中国。
1910年，钱均夫毅然回国，于1911年、1913年两次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第四中学)校长，后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
1912 年，钱均夫在上海创办了“劝学堂”，以传播民主革命的思想。钱学森随父母从杭州迁到上海。钱学森的母亲章兰娟，是杭州富商的女儿，因其父很欣赏钱均夫的才华，便把她许配给钱均夫。章兰娟性格开朗热情，心地善良，聪颖过人，计算能力和记忆能力极强，具有数学天赋。她心灵手巧，富有想象力，尤善针带刺绣。她随手绣出的金丝珍珠鞋，可称之为巧夺天工的工艺品。钱学森在回忆他的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纯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或许，钱学森的惊人天赋，就是来自母亲的遗传基因。

钱学森的夫人蒋英生于1919年，浙江海宁人，中国最杰出的女声乐教育家和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专门唱最深刻的德国古典艺术歌曲，音域宽广优美。她是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和蒋左梅夫妇的三女，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表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蒋英到了美国，但二人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要，当时，钱学森已经三十多岁，蒋英也有二十四、五岁，为了各自的事业，他们再次推迟了婚期。为了支持蒋英的音乐事业，钱学森送给了蒋英一架钢琴，这架钢琴也称了二人爱情的见证。直到1947年，他们才在上海举行婚礼。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那些岁月中，家境状况很糟糕，作为大家闺秀的蒋英，毅然辞退了女佣，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从而也放下了她热爱的歌唱事业。正是这段时间，钱学森完成了他的著作《工程控制论》，这是他们的爱情结晶。
　　
钱学森爱好音乐，尤其是在蒋英的艺术熏陶下，他对音乐艺术有了更深沉的感悟，也给他的科学事业增添了无比的色彩。共同的志趣，使两人的感情生活更加和谐温馨、多姿多彩，也使他们的事业相得益彰。

　　
近年来，钱学森年事已高，但，同样已迈入高龄的蒋英亲密地守护在钱老身旁。国家领导人多次看望、慰问钱老时，都能看到蒋英那亲切、和蔼的面容。
　　
钱学森同蒋英平凡而深挚的爱情，堪称时代的典范。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1948年出生。中共党员。1969年入伍，曾任技师、技术助理员。1982年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获学士学位。 1988年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毕业，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高级工程师，上海交大的兼职教授。

钱学森的女儿钱永真，1955年随父母和哥哥钱永刚回国，后从事音乐教育工作。

钱学森的堂妹钱学敏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多年，参与撰写和翻译多部专业学术著作，其中有关钱学森科学思想的论文曾荣获中国管理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在美国期间，有人好几次问我存了保险金没有，我说一块美元也不存。因为我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住一辈子。”

“我在美国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在做准备，为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我认为今天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的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早在3岁时，钱学森就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记忆力，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还能用心算加减乘除。邻居因而传言钱家生了个“神童”。5岁时，他已经读懂《水浒》。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有一天，他对父亲说：“英雄如果不是天上的星星变的，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父亲高兴地说：“你也可以做英雄。但是，必须好好读书，努力学习知识，贡献社会。”　　

1920年，钱学森9岁。他进入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读书。这所学校1955年10月改名为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成为我们熟知的实验一小。

1912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成立，当时的校址在琉璃厂厂甸。经过数年发展，1919年教学主楼——红楼落成，学校还新建了仪器馆、儿童图书馆。1920年钱学森到这所当时已经是非常优秀的小学就读。钱学森在这里度过了3年的小学时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钱学森在这里就读时，邓颖超也在这所学校任教，钱学森听过她宣传爱国主义的讲演。在钱学森的记忆中，邓颖超的讲演非常出色。虽然邓老师不曾教过他的课，但是钱学森一直称邓颖超为老师。

1935年8月，钱均夫送钱学森赴美留学，一同登上“杰克逊总统号”美国邮轮。临开船时，钱均夫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郑重地塞到儿子手里：“这就是父亲送给你的礼物。”说罢，老人快步走下旋舷梯。钱学森怔怔地望着父亲的背影消失在出口处，这才连忙打开手中的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乃父告之　　

钱学森看罢潜然泪下。他默念着父亲的临别教诲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钱学森和冯·卡门有一次争论，话语激烈而又尖刻。卡门被气坏了，拂袖而去。事后，卡门经过思考，认识到学生是对的。第二天一上班，年过花甲的卡门爬了三层楼梯，来到位于三楼一个旮旯的钱学森的小小办公室，敲开门，恭恭敬敬地给他行个礼，说：“钱，昨天的争论你是对的，我是错的。”卡门上课从不点名，鼓励学生随时提问，可以打断老师的讲话。钱学森归国后，力图把冯·卡门的民主学风也带回来，他以身作则，并多次以冯·米塞斯和冯·卡门的例子教育中国学者。一个老师能教给学生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有了民主学风，学生主动求知，这才有学术创新和超越老师的可能。无论从哪方面的贡献说，钱学森都超过了他的老师卡门，但钱学森是从卡门的民主学风这块肥沃的学术土壤中“冒”出来的。　

1955年6月，钱学森摆脱特务的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了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信，恳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信件很快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周总理亲自进行了批示。

1955年8月1 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商谈。中国方面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并亮出钱学森来信要求协助回国这一铁证，要求美国方面不再阻挠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回国。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美国移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放行钱学森。

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受过五年的“虚拟软禁”。另外，钱学森在此之前还在监狱里住了一段时间。那个监狱坐落在“TerminalIsland”上。从谷歌地图上看，那个岛子离洛杉矶不远，开车也就半个多小时吧。一九四九年，钱学森申请过美国公民资格。一九五○年，麦卡锡主义开始，FBI从一九三八年美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发现钱学森三十年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一些活动，于是不但不让他加入美国公民，反而吊销了他的机密工作文件，使钱学森无法继续他的研究了。两星期后钱学森便宣布回国，还真动身了。这给他带来牢狱之灾。FBI以在他包裹里搜到了所谓的机密文件的理由，把钱学森关进监狱。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FBI搜到的就是几张对数表，这比关押李文和的理由还荒谬。奇怪的是，据记载，Terminal Island上的那个监狱当时是移民监。美国政府不是不准他回国的吗？那把他关进移民监做什么？移民监里关的是要驱逐出境的人。他的出狱是由于加州理工学院的不懈努力和抗争。钱学森出狱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自由。至今美国政府也还没有为把钱学森关进监狱一事道歉过。二战中美国政府关押日本鬼子的事情都道歉了。钱学森为美国立过大功，还被投入大狱，不道歉就是说不过去。

在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谈判前，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请示毛主席。毛泽东想了想说：“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戴着庄严的中将军衔，经过毛泽东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特别高兴。一向反对为其做生日的他，这一年一反常规，破例地请了大家一次。

宴会前，工作人员拟定了一个入席者名单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3桌客人的名单后，十分郑重地用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划到了自己所在桌位的名单上，而且让钱学森坐在紧挨自己的身边。

宴会在喜庆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坐在座位上，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指着自己身边的钱学森，笑着对大家风趣地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60年代初，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在即，可是天公不作美，到底能打不能打，试验基地司令员、参谋长和钱学森的意见发生了分歧。按当时的规定，每次发射报告上必须有三人同意的签字，然后再报请聂荣臻元帅批准。可是司令员、参谋长说不能打，而钱学森说能打，形成了2：1的局面，机关只好把只有钱学森一个人签字的报告送给了聂帅。没想到，聂帅很爽快地批准发射，并说要是只有那两位签字而没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倒不敢批了。这一发导弹还真的打成了。

　

上世纪初，我国开始研制第二代战略火箭，钱学森做出大胆的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当时年轻的王永志因为提出了大胆建议引起了钱学森的注意。1964年，王永志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第一次飞行试验。在计算火箭的弹迹时，研发人员发现射程不够，需要考虑多加一些推进剂，但是火箭的燃料储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王永志结合当时炎热天气对推进剂密度的影响，经过周密分析计算，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导弹就能达到预定射程。其他老专家都认为这个“反弹琵琶”的想法近乎天方夜谭。年少气盛的王永志不甘心，鼓起勇气向发射场技术总指挥钱学森直接汇报。钱学森耐心地听完了王永志的想法后，马上把火箭总设计师叫过来，说：“就按年轻人的意见办！”果然，火箭卸出推进剂后射程增大了，连打三发，发发命中。之后，钱学森郑重建议，让王永志担任第一个型号的总设计师。现在，王永志除了对伯乐充满感激之情外，也感受到了钱学森的超越历史的眼光：“随着我自己年纪的逐渐增长，我越发认识到钱老建议的高瞻远瞩。”　　

1964年，一位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的年轻人郝天护给钱学森写信，指出钱老的一篇力学论文中的一处错误，并提出纠正意见。　信发出后，郝天护惴惴不安。然而，不几天他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　　

在钱老的鼓励之下，郝天护写成文章，由钱学森推荐发表在《力学学报》上。钱老的鼓励给郝天护以动力，后来他成为东华大学教授。

钱学森于1929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一年级时因患伤寒病而休学一年，因此延至1934年毕业。1933年6月 钱学森参加国立交通大学水力学的期末考试，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其中“水力学”试卷6道答题，钱学森全部做对，据说这份试卷的分数老师本来给了100分，因为有一个公式写的不规范，在公式推导的最后一步，将“Ns”写成了“N”钱老亲自找到老师，指出了这个小错误，其实这个小错误属于可判可不判的范围，但是在钱老的坚持下，老师扣了4分，得了96分。96分试卷成“交大一宝”

后来，任课的金悫教授谈起这件事时连声称赞钱学森：“他接受能力强，反应快……当时我出的题总有一两道难度大费琢磨，由于他能举一反三，总是迎刃而解，势如竹破。”因此，金教授个人将这份难得的96分的考卷珍藏起来，一放就是四十多年，直到1980年春，钱老回母校看望老师，金悫教授才将此考卷取出赠送给学校。现在这份考卷已陈列在校史博物馆内，成为校史文物中难得的珍品。

还有一次钱学森在做热工实验时，由于他特别认真细致，不仅完整详尽，书写和作图都很清晰，整个实验报告竟长达100多页，老师给了他100分，成为机械系学生历史上完成的最佳实验报告，广泛受到称赞并一直传为佳话。因此陈石英教授曾对人说“钱学森是我最好的学生”。钱老在1989年回忆在母校的学习生活时也特别提到“专业基础课给我教育最深的是陈石英先生，他讲工程热力学严肃认真而又结合实际，对我们这些未来工程师是一堂深刻的课。”“虽然这份实验报告实物已经找不到了，但这种治学作风，仍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生。”陈华新说道。

《钱学森手稿》这一本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他当时困扰航空工程师的难题——薄壁扁壳和薄壁圆柱壳的失稳问题。经过反反复复计算推导，以及吸收了其导师冯.卡门教授的建议后，研究的手稿最后达到800多页，当最后写完后钱老在存放手稿的信袋上用红笔写下了“Final”（最后的定稿），但过后不久觉得这样写不合适，他又用铅笔在旁边写了“Nothing is final”（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

特别提一下，这片论文最后发表为10页。从800多页到10页，大家应该可以看到一份研究工作背后的艰辛。大家可以在下图出看出钱老用红红的笔记写了Final，但在其后会看到他有写了一行小字，Nothing is final。

手稿5

手稿4

手稿3

手稿2

手稿1

你如果以为钱学森不过是个整天和书打交道的文弱书生，那你可就错了。 他还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敢死队员。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学问时，一天到晚要和火箭打交道。 那些个玩意儿稍微一不小心，擦枪走火什么的，可是要命的。 加州理工学院的师生们常为钱学森那帮家伙捏一把汗。 不久，人们给钱学森这一伙玩命的起了个外号： 敢死队员 （“Suicide Squad”）。  美国《航空周刊》评选钱学森为2007年年度人物，高度评价了他的贡献。 不过这件事当时也惹毛了美国的一些愤青。

众所周知，在弄到德国的导弹技术前，美国的导弹技术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 德国是导弹技术的发源地。 二次大战中，德国的V-1和V-2导弹是世界最早的导弹。 二次大战中盟军也知道德国的导弹厉害，但一直搞不到其秘密。 盟军占领了德国的导弹研制中心和发射场后，立即封锁了所有资料，扣押了所有参与研发的人员。 二战一结束，美国陆军立即派遣了当时他们最厉害的两个火箭顾问到德国去挖掘导弹秘密。 这两个人一位就是钱学森，另一位就是他的导师卡门。 钱学森仔细研究了纳粹德国的火箭和导弹生产设施和设备，查阅了他们的大量资料。 最重要的是，钱学森亲自审问和询问了人类导弹之父冯. 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和另一位德国空气动力学家鲁道夫.赫曼（Rudolph Hermann）。钱学森从纳粹的导弹专家口中了解到了当时世界最为顶尖的导弹技术。

钱学森被派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火箭、导弹技术时，发现了纳粹德国从未来得及运用的一些技术。 其中之一就是一种由火箭做驱动引擎的高速轰炸机。 当时喷气式飞机还没有造出来，所以使用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最先进的。 这个计划的名称是“Silbervogel”，也就是银鸟的意思。当时德国这种轰炸机尚未进入试飞阶段。 钱学森凭他敏锐的直觉，看到了这个构思的巨大潜力，也看到了德国没有把这个轰炸机搞成功的原因。 在他回到美国后，不久就开始设计一种由火箭驱动的，能多次使用的洲际太空飞机。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 钱学森由于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吊销了机密工作许可。

1957年，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开始在若干年前钱学森的基础上搞了一个X-20 Dyna-Soar ("Dynamic Soarer")项目。 这项研究倒是有好几次试飞。 不过由于几个瓶颈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没有再继续下去。 但是这项研究却为后来的航天飞机奠定了基础和积累了经验。 有了这些基础和经验，后来研制航天飞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所以，要说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不说X-20 Dyna-Soar项目。 你到休斯顿宇航中心展览馆去参观航天飞机的历史，那上面就有说这个过程。 而X-20 Dyna-Soar 项目又是在钱学森奠定的基础上发展的。 是钱学森把一项几乎被埋没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的纳粹技术发掘出来并发扬光大。 美国人至今没有忘记这个。 美国宇航局（NASA）的文件中多将钱学森称为 H. S. Tsien (Tsien Hsue-shen 的缩写)。

正是由于钱学森的杰出工作，美国才得以很快制造出自己的导弹。 也正是由于钱学森接触到如此顶尖的技术，他的回国路才十分坎坷。

根据已故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采访，麻省理工的学子曾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困难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四个十英尺长、四英尺宽的黑板上，写满了算式。“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做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是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同样繁复的问题，真是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来于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全幢建筑物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还记得我听的是有个特别响亮的高潮的《时辰之舞》。乐曲高潮到一半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墻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后来他送我几份他写的关于近音速可压缩流体压力校正公式的最新论文，算是对于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学生麦克则回忆：钱学森教学很认真，全心全意放在课程上。他希望学生也付出相同的热忱学习，如果他们表现不如预期，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麦克做一些有关扇叶涡轮引擎的计算，麦克说：“我算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午餐时间，我就吃饭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就在发脾气。他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科学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饭！’”

在张纯如的笔下，钱学森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硬汉形象。譬如说，上世纪40年代初，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为一批攻读硕士学位的军官上课。他当年的学生们回忆，他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正当大家猜测他今天会否缺席时，他快速冲进教室，二话不说，抓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开了，直到用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填满所有的黑板为止。有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发问：“怎么样，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硬邦邦地说：“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不是提出问题。”又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钱学森：“你刚提出的问题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只有笨蛋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钱学森教学，没有小考、大考，也不布置家庭作业。课后，学生们只能绞尽脑汁地温习课堂笔记，那都是纯数学，一个方程式接一个方程式。期末考试，钱学森出的题目极难极难，全班差不多都吃了零蛋。学生有意见，找上级的教授告状。钱学森对此回答:“我又不是教幼儿园！这是研究所！”

数年后，钱学森转到麻省理工学院，为航空系的研究生开课。在那儿，学生们的回忆同样充满恐怖色彩。诸如：“人人知道他是个自我中心的独行客。”“他在社交场合总显得惴惴不安，学生觉得他冷漠高傲。”“他总是独来独往——不搭理人，学生都不喜欢他。”“他非常冷淡，没有感情。”“他是我见过的最难以亲近而惹人讨厌的教授。他好像刻意要把课程教得索然无味，让学生提不起兴趣似的。他是个谜。我既不了解他，也没兴趣去了解。”“钱教授作为一个老师，是个暴君。”“大多数学生不了解他，甚至怕他。我知道起码有一个相当不错的学生，是被他整得流着眼泪离校的。”

还有更加不近人情的描述：钱学森在校园中是个神秘人物。除了上课，教师和学生都只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跟他擦肩而过。他总是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学生跑去请教问题，他随便一句“看来没问题嘛”，就把他们打发走。有时他完全封闭自己，不论谁去敲门，哪怕是事先约好的，他也会大吼一声：“滚开！” 以上细节，恐怕都是真实的，因为张纯如写的是传记，不是小说，她经过扎扎实实的采访，所举的事例都出于当事者的回忆。但这样的细节，很难出自我们记者的笔下，不信你去翻看有关钱学森的报道，类似的描述，保证一句也没有。多年来，我们的思维已形成了一种定势，表现科学家、出类拔萃的大师，照例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等等。千人一面，千篇一律，苍白得可怕，也枯燥得可怕。

钱学森：今生绝不再去美国

1979年他的母校加州理工学院授予他“杰出校友”的称号，1986年6月南加州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协会给他授奖，1989年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在纽约给他授奖，他都没有去。

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他在会晤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时表示：钱在美工作过20年，对美国的科学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科学的发展，做出过很大贡献。在研究过联邦调查局的历史档案后，十分清楚，麦卡锡黑暗时期的美国是欠钱学森的债的。我们现在感到很难过。美国政府对钱学森横加迫害，是没有道理的。钱的遭遇和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情况很类似（奥在麦卡锡时期被诬为“苏联间谍”而受审；上世纪60年代美国以授予他“国家勋章”的形式为其“平反”）。美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表彰他对科学的重要贡献。如钱不去美访问，美方可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华，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

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得悉美国有关方面邀请钱学森访美，并要授予他学术荣誉称号和国家勋章后，曾在一次会议期间找钱学森谈话，劝他接受这一邀请。据钱老后来说，胡的谈话大意是，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这也是今天改革开放的需要啊！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了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你去美国走走，对推动中美间的科学技术交流，甚至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都会有积极意义。听了胡耀邦这一番话，钱老说：“总书记，当年我回国的事很复杂，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宜出访美国。”胡只好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后来，当钱学森正式接到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和外交部三家的联合请示件以后，他明确表示：“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所以，美国人给他再高的荣誉，钱学森也不稀罕。钱老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1985年3月9日给我国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的信对此作了十分坦白的回答：“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例如，我不是美国政府逼我回祖国的；早在1935年离开祖国以前，我就向上海交大同学、地下党员戴中孚同志保证学成回到祖国服务。我决定回国是我自己的事，从1949年就作了准备布置。……我认为这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不能沉默。历史不容歪曲。”

钱学森：我一生激动过三次

第一次：

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拿着一本我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交到老师冯·卡门手里。他翻了翻感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

第二次：

是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我激动得睡不好觉。

第三次：

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五位作为解放5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特有的爱国情结十分认可。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他携夫人回到美国后，更加勤奋地钻研业务。他清楚地知道，在美国，这里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遥远的祖国才是他永远的家园。自被美国政府软禁，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蒋英作为他的忠实伴侣，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钱老家的客厅里，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第一颗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家教就是“不教育”，这看似不可思议的教育理念，却充满了哲理。从钱永刚的介绍中足以体现这种“不教而教”教育理念的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有一次，家里的炊事员很郑重地对钱永刚说:“你父亲是个有学问有文化的人。”钱永刚当时就说:“这还用你说，我当然知道了!”但炊事员接着解释的话却让钱永刚记住了一辈子:“你看你父亲每次下来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从来不穿拖鞋、背心。这是他看得起咱、尊重咱!”钱永刚从此也向父亲学习，至今保留着吃饭要穿戴整齐的习惯。钱学森独特的家教法，值得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位家庭认真反思。
要说家长们不关心孩子的成长委实有点儿冤枉，可家长们常常忘记自己在孩子教育中的角色，忽略对孩子做人品德上的培养，总是围着一个“补”字打转，一家攀着家将孩子领进各类培训班、补习班、辅导班、才艺班。如此“恶补”，对家长来说，“牛扣桩上也是老”；对学生来说，是“带着镣铐的舞蹈”。而有的家长干脆做起了“甩手掌柜”——将父母的义务、家长的责任、长者的榜样全都“移位”给了老师，素不知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孩子最好的“培训班”。再看看某些家长的言行，不是身教，简直就是教唆——旁若无人地揿着手机翻看短信并与其他人“交流共赏”，不避讳孩子津津乐道那些“黄色段子”，在茶余饭后的一笑之余可曾想到身边孩子的感受？可曾想到孩子们的“灰色童谣”几乎源于黄色短信？
     “钱式家教法”的核心就是一万次言传不及一次身教。对此家长们应当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教育责任，率先垂范，以良好的榜样影响孩子，与学校、社会一起共同为青少年成长营造一片绿荫。文摘自（浙江在线2008年10月27日梁红涛文）

钱老去世以后，许多人想知道钱老有什么遗言，并希望钱老身边工作人员写一篇"钱学森在最后的日子"的文稿。其实，钱老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言。因为在钱老去世前的一段日子，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工作人员可以向大家提供的，是钱老最后一次作的系统谈话的一份整理稿：钱老谈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月29日下午在301医院谈的。后来钱老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一次系统而又全面。现在，工作人员把这份在保险柜里存放了好几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国家和人民，对广大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老的人的一个交代。

钱老是这样说的：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 "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的思想遭到生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止。他自己就每天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93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决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时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人家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像加州理工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长、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工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人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也是冯*卡门的学生，很优秀。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大学当教授。因为卡门的另一位高才生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里工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力学所担任副所长，我们一起开创中国的力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子弹、氢弹需要一位搞力学的人参加，解决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力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一个人，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长，专门负责爆炸力学等方面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子弹、氢弹问题上他是立了大功的，可惜在一次出差中因飞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把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

　　今天我们办学，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一般的，别人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不是别人已经说过的东西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西，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生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生。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生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有在那学习过的人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行。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

钱学森是享誉世界的杰出科学家、中国航天科学的奠基人、中华知识分子的优秀典范，钱学森先生作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精心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倾注了大量心血，建立了卓越功勋。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钱老仍然关心国家建设，关注科技发展，为经济、科技、国防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钱学森在科学研究领域，始终高瞻远瞩，视野广阔。数十年的科研实践，使他逐步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独特理解，从最初技术科学概念的提出，再到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建立。他认为，现在的科学技术早已不只是自然科学技术的那些东西了，而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客观世界。而学科的区别，只是人们研究问题的着眼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他还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要有大作为，成大气候，应该有意识地学会运用这个知识体系，利用这个知识体系的综合优势和整体力量来认识和解决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他一生的经历和成就，在中国的国家史，华人的民族史，和人类的世界史上，同时留下了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来路。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先行人，他不仅是知识的宝藏、科学的旗帜，而且是民族的脊梁、全球华人的典范，他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的风采。

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国际地位，之所以在当今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有一席之地，之所以在未因发展核武器受到国际制裁之前抢先进入国际核俱乐部，之所以能在敌视中国的种种势力面前有资本挺直腰杆，钱老与两弹元勋们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在上世纪某超级大国欲图对我们进行核打击的国家危机中，我们一方面巧妙地利用错综复杂的大国博奕化解危机，一方面是有我们自己研发的核武库和运载导弹做后盾。如果没有像钱老一样真正的大师们的艰苦努力，国家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真是不堪想象！

钱学森是中国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高尚情操同样为国人所景仰。他曾经主动要求从院长改任副院长，主动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主动请求免去“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称号。1991年退出一线工作后，他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出国，不到外地开会，不上名人录等等。
虽然他们那一代人正渐行渐远，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卓越贡献！

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而且也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两弹一星 成就中国航天之父，
一代伟人 颂扬华夏外交之雄。

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钱学森之问，指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有点类似小沈阳的口头禅“为什么呢？”其实，发问者自己肚子里是有答案的———因为我们的学校，缺乏培养杰出人才的机制。当然如果再追问下去，直白一点说，就是我们的学校不像学校，更像衙门。不仅没有杰出人才，而且离“杰出”两个字渐行渐远。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源，让教育家办学，按教育的规律办学，把校园从衙门回归成教授和学生的园地。比如让朱清时这样的校长，真正办几个规划中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的学校，别让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模样，弄得中国好像只有一所大学。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行政化的路上有些大学跑得甚至比教育部还要快。几乎没有听说有哪个校长，有过哪怕微弱的抵制，包括现在一些似乎很敢言的校长。同样我们的大学教授，虽然有些人肚子里有点不高兴，私下里会有几句腹诽的话，但是也没有多少抵制。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大牌教授，似乎还乐在其中很是享受行政化的好处。大笔的项目资金，大把的课题，大堆的走穴讲课费，还加上学校里一顶又一顶的官帽子，奖励，荣誉，光环。从事教育的人，眼睁睁看着行政化将自己从事的行业毁掉，不仅不心痛，而且还高兴。这些年如果全国的大牌教授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可能局面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回答钱学森之问，所有在教育领域里的人，官员、校长、教授，甚至包括学生都有份，还是不能把所有的希望、所有的宝，都压在教育部身上，如果每个人都能答好自己那份答卷，钱学森之问，是有解的。

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所谓“钱学森之问”，就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钱老自己其实是有答案的。2005年7月30日，钱学森曾向温家宝总理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办学模式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来？上个世纪30年代钱老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鼓励与众不同，而不是人云亦云，鼓励独一无二，而不是“泯然众人”——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这样的理想，1929年，陈寅恪在他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文中就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但是，当下的大学，离这个理想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短视的实用主义教育盛行，不是把学生培养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而仅仅是一个专业工具，连孔子所说“君子不器”也做不到；至于学术造假层出不穷，是实用主义教育的合理结果。大学是社会的一部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大学。“成功”就是一切，不问手段，不问是否有利社会进步——很多社会乱象，不正是被这样的价值观鼓励、纵容而生的吗？盛行于大学的实用主义教育，只能培养出一代代有专业水准的小市民来，整个民族想象力、创造力和探索精神将丧失殆尽。类似“钱学森之问”这样的问题，其他人也不是没有提出来过，也许是人微言轻，不值得理会，现在由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提出来，分量自然不同，而且这也要等到钱老去世时提出来才显得悲壮、沉重，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

尊敬的袁贵仁部长并全国教育界同仁：

钱学森走了，又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深切缅怀钱老，缅怀他的科学精神和崇高人格，还有他的那句震聋发馈的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
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面对前来探望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刻骨铭心的疑问。我们认为，钱老的疑问，也是所有教育工作者的疑问，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但是，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同样存在着许许多多让人痛心疾首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深层次的。例如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难以突破的瓶颈。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 ”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时候直面“钱学森之问”了，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眼下，袁贵仁部长刚刚走马上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制订，这时候，我们需要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一定能找到一条光明的路，中国的杰出人才也会由此不断涌现。这一天的早日到来，便是对钱老最好的缅怀。

此致   敬礼
沈正赋 芮必峰 胡荣华 卞利 康建中 谢云章 李正平 徐华 李桂华 杨四平 吴玲
2009年11月11日(排名不分先后) 

安徽11位教授联合发问，显然，不仅仅是因为钱学森刚刚离世想“趁热打铁”，也是因为教育部部长刚刚换人，以此来激发中国教育大改革。当然，这也与教授们的良知和责任感有关。相信这次教授们的集体呐喊，会招来更多教授学者的呼应——一旦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复活，我以为，“钱学森之问”就会有答案。如果说钱学森的发问是鞭子，“钱学森之问”所激起的一连串发问，同样也是鞭子。只有这样轮番鞭策，中国教育改革或许会有大的起色，中国高校才有望培养出杰出人才。在我看来，“钱学森之问”之所以从2005年起就发问不休，直到现在还能引起广泛共鸣，振聋发聩，根本原因就在于“钱学森之问”问到了中国痛处。

教育乃国家之本。钱学森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可见，中国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国家崛起就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约。中国教育界广泛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应试教育、学术腐败、论文抄袭等，已有数不清的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文章，然而，问题始终不见真正解决。归根结底就在于教育系统的改革始终如“老牛爬坡”，导致学校行政化趋势加剧，教师功利化趋势加剧。这样的学校和教师有可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吗？

近些年来，中国本土不仅难以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同样也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获得者，既没有培养出经济学大师，也没有培养出文学大师等。难道是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吗？显然不是。我认为是没有培养大师的土壤，我们的学校只有按照教育家思维、创新模式办学，积极改革行政化、功利化，培养大师的土壤也就形成了。期待“钱学森之问”激起更多人来发问，变成“国家之问”，也期待教育部就“钱学森之问”有明确的回应。

１．学龄提前，学制缩短，人人皆可早成才。

按照“大成智慧教育”的构想，儿童可以4岁入学，12岁初中毕业；12至17岁上高中及大学，完成“大成智慧”知识学习，再加一年“实习”，学成一个行业的专家，写出毕业论文，成为大成智慧教育硕士。钱老设想：到21世纪中叶，全中国的青年都可以18岁读完达到硕士水平的大学，成为社会有用的通才。这种学制的设计，以早出人才为旨归，适应了信息时代世界竞争形势的需要。

２．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培养理工文艺结合的“全才”。

钱老提出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包括所有通过人类实践认知的学问。按照目前知识体系的认识，可以暂分为11大部门，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以及文艺理论等。“这是个活的体系，是在全人类不断认识并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发展变化的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这个体系不仅结构在发展，内容也在充实，还会不断有新的科学部门涌现。相应地，教育要培养的人才应当：1．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2．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3．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这样的人是全才。”在钱老看来，“21世纪的全才并不否定专家，只是他，这位全才，大约只需一个星期的学习和锻炼就可以从一个专业转入另一个不同的专业。这是全与专的辩证统一。这样的大成智慧硕士，可以进入任何一项工作。以后如工作需要，改行也毫无困难。当然，他也可以再深造为博士，那主要是搞科学技术研究，开拓知识领域。”同时，在纵向结构上，人类知识体系又可以区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文艺理论的层次的划分略有不同)。三个层次之间是相互关联的。科学技术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是双向的、统一的。又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在理论研究和工程实践中谁也离不开谁。而“哲学作为科学技术的最高概括，它是扎根于科学技术中的，是以人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哲学不能反对、也不能否定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３．科学技术与哲学的统一结合，品德情感与智慧能力并重，培养高尚品德和科学精神。

钱老一贯坚持把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应用技术统一起来的考虑专业教学的内容。他提出要充分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优势互补的长处。而大成智慧人才培养的关键，还在于学生的品德与精神。因此要靠伟大的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的教育与熏陶，要靠自觉地追求真理的兴趣与激情，要靠人在与计算机优势互补中对知识的有效集成与积累，要靠在社会实践中长期的锻炼，才可能培养出真正高端的智慧人才。钱老高度重视了哲学的意义：“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做出有益的贡献。

有一年，近代力学系的学生毕业考试，钱学森出了一题“从地球上发射一枚火箭，绕过太阳，再返回到地球上来，请列出方程求出解”。时至中午无人答出，“还晕倒了几个学生”，他说：“先吃饭吧，回头接着考。”饭后学生们重返考场，时至傍晚，全班只有几个学生及格。一场考试表明学生数学基础不牢，钱老当时决定，全班推迟毕业，再学半年，主攻数学，打好数学基础。如今这个班里的很多学生成了院士，忆及当年，都觉得那半年获益匪浅。

1956年，菊香书屋：“主席，”周恩来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毛泽东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恩来，根据钱学森同志的工程控制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基地的情况怎样了？”毛泽东关心地问。
“基地已选好，只是基地领导小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就请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当组长吧！”毛泽东的手掌在椅上轻轻一按。
“好！”周恩来点点头，将手中的材料递给毛泽东，“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根据工程控制论写的报告，请主席过目。”
“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写的‘天书’啊！”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立刻打开钱学森这些科学家递上的“天书”。看完，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拿起直拨电话，兴奋地说道:“恩来，我想召集一个会议，亲自听听钱学森这些科学家们的汇报。”
下午，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坐满了他请来的科学界的贵宾。“学森同志，来，来，坐这儿来。”毛泽东指着自己身旁的一个座位，“请你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谈谈火箭导弹问题吧！”毛泽东显然对钱学森用他的工程控制论指导建造的火箭导弹有着特殊的兴趣。

“好。”钱学森向毛泽东微微点点头，“主席，那我就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粗浅的看法吧。关于火箭和导弹的问题，如果苏联遵守我们签订的协议，他们提供的模型尽早运来，我们在三年五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争取把第一枚导弹打上去。因为我们对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远远走在他们的前面，而研制火箭导弹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工程控制论的，可以这样说，离开工程控制论，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将寸步难行！如果他们拖拖拉拉，我们也不怕。至少我们有火箭导弹的理论基础，有比较完善的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现在关键是火箭的燃料问题，苏联答应给，但迟迟没运来。”
毛泽东望了身旁的周恩来一眼，眉头皱了皱。
钱学森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表情，接着说道:“根据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像刚才总理说的，我们搞火箭导弹，包括搞卫星，要有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全国大力协作，使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更趋完善。”
听到这里，毛泽东非常兴奋，插言道:“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呀！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实际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
钱学森笑着说:“因而，主席应当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战争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当然还是你呀！我哪能贪为己功啊！”

……
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
1960年6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特别高兴。一向反对为其做生日的他，这一年一反常规，破例地请了大家一次。
工作人员拟定了一个入席者名单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看了3桌客人的名单后，十分郑重地用铅笔将钱学森的名字从另外一桌划到了自己所在桌位的名单上。而且让钱学森坐在紧挨自己的身边；宴会在喜庆的气氛中开始。毛泽东坐在座位上，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叙一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我们的火箭试验成功了，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更有底气了！”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指着自己身边的钱学森，笑着对大家风趣地说：“我现在特别向在座的诸位介绍一下我们的钱学森同志，他是我们的几个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箭王’！他这个王用工程控制论一发号令，我们的火箭就上天，所以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同志！”

钱学森生前常对人说，对他一生影响最深和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开国总理周恩来，一个是自己的岳父蒋百里。
蒋百里乃钱学森的岳父，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曾任国民政府保定陆军学校校长，1937年初，他在自己的军事论著《国防论》中，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早年赴日本求学，1911年回国，曾担任过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钱均夫与蒋百里是莫逆之交。

蒋百里与其日本夫人生有5个女儿，钱均夫只有独子钱学森，蒋家答应将三女蒋英过继给钱家。日后，蒋英成为了钱学森的妻子。
岳父蒋百里一句话解决钱家父子分歧
1935年8月，钱学森赴美深造，原本读的是航空工程专业，但在继续深造的问题上，他与父亲发生了争论。钱学森打算下一步攻读航天理论，但父亲回信说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如果掌握航天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
父子俩赌气争执不下。
1936年，蒋百里知道钱家父子的分歧，他对老友钱均夫说“你的想法落伍了”。蒋百里说，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钱均夫听了这番话终于应允儿子继续学航天理论。
钱学森如释重负，从此对蒋百里感激不尽。
周恩来总理不惜释放美国战俘助他回国
1949年，听闻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钱学森准备回国，并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次年8月，钱学森和家人准备离开时，遭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继而被扣留，至于为什么被扣留，原因众说纷纭，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来自美军将领的一句话：“无论在哪里，他都能抵得上五个师，宁可杀了他，也不能放他走。”

195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报纸上看到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身份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决定给这位父亲的好朋友写信求救。
陈叔通收到信之后，立即转交给周恩来，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周总理亲自指示王炳南大使与美方交涉。在中方提出释放美国战俘的情况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允许钱学森回国。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带着全家踏上回国路。
归国之后，周恩来在各方面都给予了钱学森亲切细致的关怀，晚年的钱学森还激动地回忆起一件往事：1970年，我国第颗一人造卫星“东方红”发射前夕，周恩来总理召集相关的科研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临别之际，周恩来总理特意叫住了钱学森：“钱学森，你不要太累着了（意思是你也要注意休息）。”钱学森心中一热，连声回答：“总理，您比我要辛苦得多！”

1957年3月25日，钱学森写信给彭康校长说：“我的最高希望是明年能到西安参观母校新址。”
1957年6月26日,钱学森来信表示：“我们知道,迁校问题已经得到党和政府高级领导的注意”,“我们应该服从并支持这样的决定。”
1959年9月19日,钱学森专程从北京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参观校园，看望师生。
1993年4月22日，钱学森写给学校领导的信中说：“3月10日来信及校徽、《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都收到。 我和我的爱人蒋英教授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

1993年12月，学校负责同志致信钱学森，恳切陈述学校将以他的名字命名图书馆的意愿。钱学森很快回信说：“新建的图书馆用我的名字命名，这使我惶恐不安！在交通大学学习过的、对祖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有多位，我怎么能算得上？”此后，学校领导再次去信陈明命名图书馆对于激励青年学生成长的意义，又经多方面做工作，钱学森终于同意了。1995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钱学森图书馆”。1996年1月,时任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为钱学森业绩馆题词：“向钱学森同志学习，科界楷模，民族英雄”。
　    钱学森图书馆成为在钱老逝世前，中国唯一一个以健在的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大学图书馆。

1995年10月28日，钱学森写给学校领导的信中说，“至于12月11日将举行的命名揭牌仪式要我的录像或录音讲话,因我现在年老体弱，就不参加了。我已准备了一个书面讲话稿，届时可以由涂元季同志去宣读。”
1996年4月8日，西安交通大学隆重举行钱学森图书馆命名仪式，钱学森业绩展室开放。

钱老逝世后，西安交通大学将12月11日设为钱学森日，以缅怀钱老，激励后人。

12月11日是西安交通大学首个“钱学森日”。学校邀请了新华社、中新社、中心国民广播电台、中国教导报、中国日报、香港至公报、香港文汇报、陕西日报、陕西国民广播电台等28家媒体来校，共同度过了这个有着深远意义的日子。

此前，西安交通大学决定设立“钱学森日”的消息经过新华社报道后，即产生了强烈社会影响。因此，随着12月11日的到来，不少媒体提前与学校接洽懂得当天的运动。

12月11日下午，28家媒体的记者凑集在图书馆北大厅，参加了钱学森雕像揭幕仪式。

之后，新华社、中国教导报、中国日报、陕西日报与香港至公报记者参加了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会。西安交通大学拟建钱学森学院，进一步践行钱学森思想培养领军人才的做法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钱学森日”当天，中国消息社、搜狐、新浪、陕西消息网、西安电视台等媒体率先发布了西安交通大学首个钱学森日的运动情况，随后各大媒体陆续对当天的运动进行了报道。截止今天相干报道已近50篇次，目前部分媒体仍在学校进行深度采访。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０日电（记者邬焕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以及一些著名专家、学者今天在京指出，钱学森身上体现出来的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献身科学的精神和实事求是、忠于实践、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是中国当代科技工作者的宝贵财富，是推动我国科技发展的力量之源。

今年１２月１１日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９０华诞。为向这位科学泰斗表示庆贺，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今天在京举办了“钱学森科学贡献暨学术思想研讨会”，邀请两院院士、专家、学者、科技工作者代表约６００人畅谈钱学森的科学人生。

与会者在研讨时强调指出，作为科学技术的巨擘，钱学森在应用力学、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和航天技术、工程控制论以及系统科学、思维科学等诸多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作为中国人民的骄傲、中国百年来爱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在１９５５年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后，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和发展，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更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宋健出席会议并作专题报告。宋健说，钱学森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巨大奉献赢得了全中国科技界和人民群众的敬佩和热爱，他在现代科学技术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也赢得了全世界科技界和尊重和赞扬，他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德高望重的世界级科学家，是２０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卓越代表和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包括曾与钱学森共同工作过的郑哲敏、孙家栋、周干峙等院士在内的１２名科学家围绕钱学森的科学贡献、学术思想等作了专题学术报告。他们以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详尽地介绍了钱学森在各个时期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卓越贡献和丰厚的学术思想，阐述了钱学森对祖国、对人民、对中国共产党无限热爱和忠诚的崇高品德，以及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献身科学的精神和实事求是、忠于实践、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


新华社 2001年12月10日

探索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西安交大筹建钱学森学院  西安交大副校长程光旭介绍，学校正筹备成立钱学森学院，主要负责钱学森实验班、少年班等拔尖学生的培养和管理。其中钱学森实验班遵循钱学森先生的教育理念，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通才”，重视基础和实践能力。培养模式上实行六年学制，包括三年通识教育，一年专业教育，两年研究生教育。通识教育期间不分专业，所授课程内容广阔，以扩展学生知识面。程光旭表示，成立钱学森学院，是为了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方法，培养科技领军人才。

2009年12月10日，在钱学森诞辰98周年到来之际，北京师大附中钱学森纪念馆正式开馆，温家宝总理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原北京师大附小旧教学楼――木楼是区级文物，现在完好地保留在北京师大附中校园内，钱学森曾在此就读。 

12月10日，在钱学森诞辰98周年到来之际，北京师大附中钱学森纪念馆正式开馆，温家宝总理为纪念馆题写馆名。教育部袁贵仁部长、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共同为钱学森纪念馆馆名石揭幕。

原北京师大附小旧教学楼――木楼是区级文物，现在完好地保留在北京师大附中校园内，钱学森曾在此就读。为庆祝钱学森先生师大附中毕业80周年，学校积极筹备，把此木楼建成了钱学森事迹展览馆。10月31日，钱老逝世，学校决定将钱学森事迹展览馆更名为钱学森纪念馆。

纪念馆共分五个展室，包括“中华之光”、“人生基石”、“海外赤子”和“科学巨人”四大部分。全面回顾了钱老光辉的一生，重点反映钱学森青少年时代的成长道路。

钱学森纪念馆的筹建，得到了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市教委、宣武区党政领导和教委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得到了兄弟单位的支援，特别是钱永刚先生的鼎力相助。

作者：钱学森（1911---2009.10.31）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
“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

这是江西井冈山农民的一首民歌。我们的土地正在农民双手豪迈的劳动中，付给人们更多的粮食，6月12日青年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个动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继小麦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后，又有二亩九分地平均每亩打下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麦。
土地所能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
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

还远得很！今后，通过农民的创造和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将会大大突破今天的丰产成绩。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丰产量高出很多。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这并不是空谈。举一个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别丰产试验田要在一亩地里收一百六十万斤蔬菜。虽说蔬菜不是粮食，但到底是亩产一百六十万斤！
所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条件，加上人们的不断创造，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条件不具备，明天就会创造出来，今天还没有，明天一定会有！